當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被問及，人類文明初現的關鍵為何，她回答了那句名言：「被治癒的股骨」。米德藉此所指的是幫助社會中較為無助或虛弱的他者的慾念，而文明正是由人類透過互助從而團結而成。米德的人類學觀涉及深度的民族誌學，該方法係由實地與背景殊異的各民族同住，並以分享個人經驗尋求互相理解等來蒐集資訊。對人類學家而言，透過差異極大的視角觀察得以讓吾人質疑在自身社會中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米德對薩摩亞人的青春期與性之研究，挑戰了美國保守派文化準則，並成為六〇年代性向革命的中樞。對比在青春期壓抑性傾向，和伴生而來的自然親子衝突；米德發現對性傾向越是包容，衝突也會越少。此論點加上米德偏重演繹的學術取徑（意即是，將人類學視作更近似歷史或文學之學，而非「生硬的」科學科目）招致了一股來自某些領域的強烈反對，其和美國當今政治之牽連更勝與米德著作內涵的關聯。

米德為當代人類學，至少大部份而言，奠下了基礎。雖然其著作已不如昔日那般廣受閱讀，她對於其它社會群體如何表意、生活、傳達愛與感受等行為之關注，乃為今日其餘人類學家所共有，她亦在1979年獲授總統自由勳章。米德於前一年1978時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