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被问到什么是文明的典型标志时给出了著名的回答：“股骨愈合。”米德借此表达了帮助社会中弱者的愿望，以及人们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构建文明。米德的人类学涉及深度的民族志，这是一种收集数据的方法，这些数据是通过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并寻求通过分享个人经历来理解他们而获得的。对人类学家来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可以让我们质疑自己社会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错误。米德在萨摩亚进行的青春期和性行为的研究挑战了保守的美国文化标准，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的关键。米德对性的接受更加开放，而且不存在冲突，而不是让孩子在青少年时期被性压抑，从而和父母之间产生冲突。在这一点、以及米德更多的解读方式上（即将人类学视为更偏重于历史或文学，而非硬性科学），她引起了一些圈子的强烈反对。但这些反对更多是与现今美国的政治有关，并非在否定她的工作成就。

米德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今的人类学奠定了基础。虽然她的作品没有像过去那样被广泛阅读，但她对其他社会如何创造意义、如何生活、如何爱以及如何感受的关注，如今也被其他文化人类学家所认同。1979年，米德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但此时她已于一年前197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