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量是科學化方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科學實驗的先驗條件。這不僅適用於物理科學，也適用於社會科學。的確，不少社會科學家認為在實驗過程中必須去除物理/社會科學的差異。因此，社會和政治狀態的測量將可能成為模型架構、實驗，以及結果最佳化的前導指標。

一個希求在公眾利益上獲得最佳可測量結果的國家，在政治哲學上將是個極為結果論的國家。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假設國家為了確保想要的公眾利益結果，保留了研究和選擇要進行哪些舉措的權力，而這將導致極為中央集權化的政體。為預防國家濫用其權力，政府必須客觀地證明他們所採取的行動會對最多人謀取到最多利益。想做到這點，便必須有許多強而有力的人把關，在這一方面，無利益糾葛的人工智慧往往會被選來做為解決方案之一。

結果論的思維有時可能會在特定情境下做出在道德上駭人聽聞的決策。極為中央集權的國家往往都在個人自由上有著不甚美觀的過往。最佳化命令希望能以透明化（以可測量結果的形式表現）且公平公正（亦即同意遵守所有最佳解方）的方式來避免這些體系遭到惡意濫用，進而達成最糟糕的結果。但實務上此做法是否能達成目的，仍是個未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