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大致是一部系統編纂而成的公告，旨在全面記載社會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為。自中東的古代王國以來，法典一直是文明社會的特徵。蘇美爾的《烏爾納姆法典》（約西元前2100年）和古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約西元前1760年）是已知最早的法典，目的是讓公民們知道他們的統治者對品行不端是如何規定的。古老的希伯來書面和口頭律法（約西元前1330年）向上帝所選的子民清晰地表達了法律（宗教的和公民的）。但正是那些有組織的傑出典範才使得這樣的概念真正形成，比如查士丁尼皇帝編訂的《民法大全》制定瞭解決所有糾紛的辦法…所有事情。在中國，最後一部專屬的皇家法典是《大清律例》及其1907個條例；儘管歷經30多次修訂，從1644年到1912年，它一直管理著這個文明社會。

法典理所當然地會和獨裁政治的理念相悖，畢竟獨裁的定義便是由一人專斷統治。舉例而言，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便有過這樣的爭論。君王該如同孔子所說，必須受到普世法規的束縛，抑或者該如法家所言，無須承擔這類責任呢？這類爭論隨著時間過去，也逐漸在中國塵埃落定，但在歐洲中世紀時期，由於君權神授的理念，採取此類法典的國家可說少之又少。隨著封建主義的衰退以及平等和民族主義等奇特思想擴散開來，新的法典咀不斷湧現，例如《普魯士民法典》（1794年）、《拿破崙法典》（1804年）和《德國民法典》（1896年）。後兩者已成為大多數仍在使用的現代法典的典範。同樣地，當今大多數法典都有兩個獨特的要素：一個是民法典以解決公民之間的糾紛，另一個是刑法典以懲罰行為不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