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团体人格概念的法律发展可能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与颠覆性市场力量相互交织；无论是规模与实力庞大的大型企业还是私人承包商，其均会将政府体制所强调的“人”从自然人转变为团体。一旦国家开始以团体为主要治理方式，该国便可能开始实施某种形式上的政治冒险。

人们认为这些国家将是最大程度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同时国家存在的意义仅为执行国家中“人们”之间的协议条款。鉴于团体管理者的首要道德责任是创造最多的股东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会有很强的市场导向。在政治冒险中，身份是建立在市场力量和实力的基础上的，这种实力表现为在市场中获取有利条件的能力。随着市场和社会中的机遇被发现抢走，新的身份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像“人”这种高度抽象的概念还会产生重大的文化影响。一个生物人身份能否传递给他人？一个家庭是否为企业？一个生物个体能否拥有多个互相重叠且互相竞争的角色？要得到这些与更多问题的答案，那就需要对数世纪以来的基本治理原则进行根本性的质疑。而最终的答案可能也让人胆寒不已。